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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集义的时候，程颢认为，应如孟子所说，心勿忘勿助，即不要忘记作善行、积善德，但也不要做作，即要自然地去做，认为养气之道当如此(《遗书》卷十一，124)，从而实现由仁义行，而非仅行仁义。

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同时，其于乐趣之理会殆亦不深。

《论语》辟首即拈出悦乐字样，其后乐字复层见叠出，偻指难计，而通体却不见一苦字。情感动于衷而形著于外，斯则礼乐仪文之所从出而为其内容本质者。孟子尝言莫之为而为者，天也。然而做人未易言也，形体机能之机械性势力至强，吾人苟不自振拔以向上，即陷于俱生我执、分别我执重重障蔽中，而光明广大之心不可见，将终日为役于形体而不自觉，几何其不为禽兽之归耶? 是故儒家修学不在屏除人事，而要紧功夫正在日常人事生活中求得锻炼。自非俱生我执得除，厄制不可得解。

旧著《印度哲学概论》于此曾略有阐说，请参看。设使世间一切之非虚妄无实也，则出世间又岂可能乎? 世间一切云何虚妄无实?世间万象要依众生生命(人的生命及其他生命)以显现，而佛家则彻见众生皆以惑妄而有其生命也。如荀子所说： 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

而人性之天演，生学言之，于群学言其合者，于生学言其分，不知分者无以知合，不知人者无以知群。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祈向者，曰社会。[12]严复：《政治讲义》，见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245页。荀子指出义就是分何以能行的基础，这是比礼更为根本的环节。

[40] 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总而言之，严复用以译代著的方式构建了一套初级版本的儒家现代自由理论，这不仅代表着一种积极的价值方向，而且对于儒家现代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群治 严复作为中国的现代自由之父，不仅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思想观点，而且通过编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论著对现代自由问题做了系统的理论阐释。群之所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易之说。[68]这无疑是将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全然视为荀学的衍生物，进而据此痛斥荀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最存其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

）在穆勒原著中，与群己权界最相近的表达就是第四章的题目Of the Limits to the Authority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严译为：论国群小己权限之分界（今译为：社会权力之于个人的限度）。但是严复明言，提出群己权界的意图是为了自繇之说乃可用，此即表明限定群权对己权的干涉范围才是群己权界的根本旨趣。[32]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42]严复：《论世变之亟》，见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

《社会儒学建构——当代儒学创新性发展的一种选择》，《东岳论丛》2015年第10期。这并非简单的中西格义，而是一种现代自由观念的中国式表达，其思想实质是儒家群学原理的现代演绎。

[21]严复：《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9页。（二）   明分使群蕴涵的儒家群学原理 就具体内容而言，荀子明分是为了满足传统宗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荀子强调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69]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70]无分者，人之大害也。

[58]其中，尤其是工商事务政府不宜介入，所谓此地方之工政，与夫民间商工之业，治以官者所以常折耗，治以民者所以常有功也。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而他基于现代国群的生存发展而提出的以群己权界为要旨的群治之方，也根本颠覆了荀子基于传统宗法社会而提出以明分使群为核心的群治方案。[56]（政府正是最典型的公权力实行者）但是，亦如严复所说：最难信者亦惟君权，彼操威柄，不仅施之敌仇也，时且倒持，施于有众。[14]秦晖教授指出：军国和军国主义这类词在后来抗日时期的中国带有严重贬义，但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尤其是在一战和新文化运动期间，它们不仅没有贬义，而且明显是褒义词。就此而言，二者都是指有制度、有组织的人类社会。

（参见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8页。[13] 照其说法，人类社会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不断演变进化的过程，其中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进入宗法社会最早且维持的时间最长，以至今日未悉去宗法形式，但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普遍一致性，即在经历宗法社会之后，必然进入国家社会，即便当前中国比西方后进，也终究不会例外，因此他称之为宇宙至大公例。

[86] 凡遇公益问题，必不宜毁小己个人之产业，以为一群之利益，亦不宜另立国律，使有侵损，如巧立名目者之所为。故不知人性者，不可以言群。

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

[80] 这就表明国群时代的分义就是要发展个体自由，实现个体的主体价值。[83]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1页。故古之社会，制本于家。据此，他明确提出，现代中国唯有以自由为治，激发个体生命力，才能摆脱内外忧患在国群竞争中自强自存，甚至是太平之盛也可不期而自至。

因此，他首先通过晚清中衰西盛，中乱西治的现实分析，论证了自由作为国群治理方案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具体就分义而言，就是指分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和需要相适宜。

[44]严复：《法意》，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18页。[51]严复：《群己权界论•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81年。

他说： 独至主治当国之人，谓以谋一国之安全，乃可以牺牲一无罪个人之身家性命以求之，则为违天蔑理之言，此言一兴，将假民贼以利资，而元元无所措其手足，是真千里毫厘，不可不辨者耳。[88]严复：《天演进化论》，见卢云昆编，《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92页。

[33]严复：《原强》，见胡伟希选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16页。除此之外，他还通过《群学肄言》分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各种难题，指出社会是由个人集聚而成，其治理总要与人性相符合，而人性随着外境的变化而日益趋向独立，因此，社会治理模式也要顺应人性的变化和需要，发展个体自由。[35]所谓物竞就是个体生命的张扬和竞争发展，这是生物自身演进的力量，也是种群进化的根本动力。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

[63] 其实，除了《群己权界论》的纲领性论述外，严复还通过编译《法意》和《国富论》分别从政治、经济领域演绎了群己权界这一通则。[23]严复：《政治讲义》，见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267-1268页。

虽然群己权界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总是随时随地的变化调整，并无法形成统一或固定的界限，但严复还是以政府行政为例，强调应当尽可能地缩减行政的范围，赋予国民更多的权利，以推动国民自治。[34]严复：《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页。

这就是强调社会生活的有序维系必须落实为相应的社会制度（礼）。[37]行己自繇，人道之所以乐生，人群之所以进化。